一想到2008年奥运会，冯群林就笑了。对她来说，2008年不仅是北京奥运会，更让她开心的是终于可以拿“社保”了。2008年她正好50岁，按照有关规定她可以直接领“社保”，而不用再缴钱了。“奥运会开始前我就可以拿钱了，是6月份开始拿。”冯群林告诉记者。

　　曾是重庆市四川维尼纶厂化纤分厂牵切纺车间的一名操作工，因为单位效益不太好于2001年“买断”工龄而赋闲在家，从那时起，“社保”就由她自己缴纳，每个月近300元。

　　如果按照重庆市目前的低保标准来计算，冯群林2008年6月开始，每个月可以领到1200元左右的社保金。

　　在过去10年，越来越多的类似冯群林这样的中国普通民众已开始享用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带来的种种果实。

　　然而，专家们也表示，近20年的计划经济社会保障向市场经济社会保障转型过程，也越来越凸显出中国社会保障(以下称“中国社保”)政策存在的一些缺憾。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梁席民形容社保是“伟大的成绩、天大的问题”。

　　缺憾一：制度安排还需更加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团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社保转型时期的实践特点。这个过程不仅艰难而且痛苦，关键还在于首先它缺少合理的政策制度安排。对于社会保障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搞清楚社会保障政策的政治、经济价值和目标的前提下，制定周全完备的政策。

　　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在内的一些被访者告诉记者，这体现在目前的社保政策指向还不具备覆盖全民的特征。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把社保对象从城乡、工农等区域或不同职业等割开。被称为社会稳定“减压阀”的社会保障，原本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和公平的一种手段，而记者调研时却发现，现行社保政策和工作中，城乡、群体和单位间差别很大，最需要保障的人群没有办法享受到有效保护。“反差”最大的是城乡之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介绍，全国有7.8亿农民，直到2005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居民为5400万，不到农民总数的7%。除此之外，只有部分地区农民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和零星救济，而城镇人口享有的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和就业 、教育、医疗等救助，农民几乎没有。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两种组织形式之间，社保标准也存在着明显反差。

　　哈尔滨汽轮机厂退休工人张连清，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已退休15年了，每月养老金仅为610元。他的老伴也是汽轮机厂退休工人，每月领到的是400多元。两年前，老人唯一的儿子因病去世，留下了一个还在读书的孩子。现在，张连清爷孙三口挤在一个26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住。记者看到，老人衣服的领口全破了，用线缝的。张连清说：“大家都一样是公民，一样为国家出过力，待遇咋能相差这么大呢？”

　　记者了解，一般情况下，各地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是企业退休人员的两倍左右。据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小新介绍，目前成都市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是606元，其中有43%的人低于500元。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是1200元到1400元之间。

　　缺憾二：公平性失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下社会保障政策的第二个缺憾是公平性失衡。比如，目前全国1.2亿农民工中80%没有保障;1.38亿乡镇企业职工既未进城保，也未进农保;4000万失地农民“进城”后也未能得到有效保障。李迎生对记者说，经济增长很快，社会保障落后于经济增长，是一种不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温铁军新闻,温铁军说吧)在接受采访时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把贫困人口数量报得很少、确定标准很低，全国统计为2610万人，而实际上不止。一些人说农民有土地不需要社保、至少现在还不急于搞社保。这种理念显然是错误的。

　　温铁军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就应把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纳入到全国的统一社保盘子中来，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保障的办法可有多种形式，包括让农民享受长期、稳定的收入保障的办法。

　　接受采访的一些专家和从事社保工作的干部还注意到，社会保障有些行政规定体现出的观点值得商榷。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的某些社保项目特别强调在“有条件”的地方先搞，意思是没有条件的地方不搞，而正确的社保理念是政府必须将最没有条件的人群首先纳入保障。

　　还有一些地方为减少保障支出，提出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就业无保障”、“社保不养懒汉”等口号。有的大学甚至规定学习好的大学生可以享受贷款助学、学习不好的不给贷款等。

　　中国协同作业网董事长汪晓来说，现在，医疗保障资源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出现了两个“二八”倒挂现象：一是20%的人口占有80%的医疗保障资源;二是80%的医疗保障资源只集中于20%的城市大医院。这也是当前社会保障不公平的一个现象。

　　缺憾三：主体目标尚需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