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打击”揭发“暴利”，吸引眼球，成功了；“第二轮打击”要求提高责任限额，效果暂时未知，但保监会约谈孙勇，希望他不要再提责任限额的问题，让他感觉自己“抓到了交强险的要害”。

　　那是5月16日，孙勇唯一一次走进保监会的大门。他见到了财险监管部门的四位人士，“有一个好像是什么处长”。

　　在保监会的会议室里，双方隔着长桌相向而坐，意见也始终分歧，“最后不欢而散”。孙勇回忆认为，对方至少两次向他施压。

　　一次是提到媒体炒作海南香蕉致癌，导致产业大萧条，另一次则是暗示，关于责任限额的问题，某教授已经改口了。“他以前和我是同一个战壕的，”孙勇说。

　　下战书

　　他危机感很强。

　　用他自己的话讲，“现在看整个保险暴利集团，也在招兵买马，动员各种势力，找了很多人出谋划策，对我施压。”

　　如何施压？

　　“它也是通过一些专家在制造一些舆论，指责我的说法不准确。”

　　“这些专家总说我的算法不准确，为什么没人站出来算一下？不是要你决算报告，是要你估算，估算都不会算是什么专家？”

　　他开始列举他认为属于利益集团的学者的名字，然后一个个念头衔：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大学副校长……

　　“都是著名博导啊，是啵？……这才是大忽悠啊！”

　　他的东北口音突出了“著名”与“忽悠”两个词，这让空荡荡的律师事务所会议室突然有了一丝寂寥的喜剧色彩。

　　他给他们“下战书”，邀请他们来事务所，当着大众媒体的面算一算交强险，没人理睬。

　　一位学者说，费率如何定？主导者是行业协会，而这其中保险公司又起了关键作用，所以监管部门是有被“俘获”的嫌疑的。

　　但他对孙勇提出的“400亿暴利”“责任限额大可以提到5000万元”也不以为然，“最大的问题还是程序，”他说自己站在一个“建设性的角度”上。

　　另一位学者则在被“下战书”之列，他在谈到孙勇时略带着些不屑。在他看来，交强险最大的问题是定价体系不透明，“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讨论保费和限额大小是没有意义的。”

　　这位学者在接受某网站采访时还强调，不能站在私家车的立场上来看保费问题，“孙勇律师一定是开私家车的，但比如拖拉机的保额是一样的，而保费是很低的。”

　　关于孙勇个人，实际情况是，既没有车，也不会开车，“驾照都没有”。

　　他的屋子在律师事务所一层的尽头，十几平米，和楼梯镶嵌在一起，两张铁床一横一竖占据了大半空间，一面墙壁上还挂着消防栓。

　　“现在都没钱租房子，单位照顾我，给我安排了一间屋子，省了很大一笔开销。”

　　下一招

　　和一般律师不同，他觉得“公益诉讼”不是个多好的词。

　　“现在很多公益诉讼，只是针对一项政策而不是一个制度，有些干脆把重点放在知名度和轰动效应上，一个开瓶费，有必要打个公益诉讼吗？真正对行业进行打击的诉讼，没有！”

　　他说，“我做了八年，决不能用一个‘公益’就概括得了。”

　　1999年，他离开煤矿工程师的岗位，下海当了一名律师。“全国既懂采矿知识，又懂法律的律师，这种‘复合型人才’就我一个。”他一脸认真。

　　他本来想利用这一点“发挥发挥”，结果因为帮助一些交通事故受害者理赔“误入歧途”(此词重复不下三遍)，走进了保险行业，“大好时光全没了”。

　　“现在有人说我想出名，我如果想出名，我替那些有钱的矿难责任人辩护，我没有一千万，也有几百万！……现在陷入了这个泥潭，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他的声音忽地低了下去。

　　在孙勇久未更新的个人网站上有他对自己的简介，里面提到他“策划了我国首例假死纠纷案件，策划了我国首例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受害人要求保险公司直接赔偿的案件，策划了交通事故受害人状告中国保监会行政不作为案。”

　　为什么叫“策划”？

　　“因为老百姓不知道有这项权利，甚至我找到他们，告诉他们司机肇事逃逸应由保险公司赔付，他们都不相信……我不仅仅是一个代理的角色，而是先促成这个案子，再给他们代理。”

　　他说，接下来的“第四轮打击”或者说自己的最终目的是掀开整个保险行业的黑幕。

　　“保险行业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应该像本世纪初整顿证券市场一样，现在交强险只是冰山之一角……比如代理中介的手续费可以拿到50％，这不是暴利吗？到时候我会出示证据的。”

　　他说“兵非出奇不足以制胜”，保监会“不知道我下一步出什么招”。

　　他能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