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1960年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至今已历时48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建议，有必要在劳动法的框架下，建立起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内容分层、按劳动需要分时段、全国统一的6小时工作制。(3月19日《浙江日报》)

　　三大超前之误

　　其一，政府的调控能力与劳动的

　　社会化程度之间存在巨大落差。8小时工作制如今只对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还有意义，对普遍存在于非国有机构的员工无报酬加班加点现象，劳动法本身与政府执法能力大多鞭长莫及。在如此情形之下推行6小时工作制，岂非“画饼充饥”？

　　其二，就当前多数单位和员工的生产率，肯定还无法达到姒先生认为的“缩短工时，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劳动效益将增加25%”的理想状态。例如对一些昼夜不能停摆的企业而言，原来的三班倒要改为四班倒，怎么可能既缩短工时又提高劳动效益呢？

　　其三，分类、分层、分时段可能无法解决社会服务的衔接问题。比如，机关、事业单位实行6小时工作制，而如果其他单位实行错峰上班，那么到机关、事业单位办事的时间段就会被压缩，从而带来一定的不方便。(马龙生)

　　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

　　6小时工作制并非新提法。2005年6月国务院曾出台意见明确提出将矿工入井时间缩短至8小时之内，并尽快实行四班6小时工作制，以提高矿工保障水平。2006年3月，民盟中央建议在部分部门和行业实行短班多轮工作制，一班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短为6小时，以大幅度增加就业容量，并逐步使短班多轮工作制成为我国的基本劳动制度。事实上，安徽芜湖港早在2005年8月即开始试行6小时工作制，两月后为港口富余人员新增岗位近200个，员工在单位时间内所得的收入提高了，还使员工有更多的业余时间给自己“充电”。

　　我国目前人均GDP已近2万元人民币，财政年收入已达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国家财力已经具备了进一步缩短职工劳动时间、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短班多轮工作制为核心的6小时工作制不妨一试。(周稀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