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费差负债

　　费差的产生，主要在于保险公司经营的费用，包括经营场所和人工成本等。当实际费用率大于预定费用率，那么就会产生亏损，反之则盈余。

　　有时候在产品预定利率设计有收益的时候，保险公司还入不敷出，除了旧债，剩下的就是费差损祸当其冲了。

　　中国的保险公司费差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国绝大多数国资保险公司大都采用一级法人核算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总公司对分支机构的考核就以单纯的业务额为目标，分支机构在所收保费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自留资金作为可支配的经营费用。

　　总公司考核分支机构的业务额，那么分支机构就拼命收入保费，至于这些保费带来的是利差损还是利差益，从来就不是分支机构考虑的问题。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都有不同的预定利率。预定利率越高，产品越好卖，但收益越低。反之收益越高的产品，预定利率越低，产品越不好卖。如果你是销售人员，无论卖什么产品你的佣金都不变，你愿意卖哪类产品？

　　在这种体制下，保险公司营业部拼命扩展经营场所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传染病，以获得更大的保费收割面。这种情况给人的错觉就是似乎经营场所越多，保险代理人就越多，保费收入也就越多，公司实力越雄厚。

　　由于人寿保险公司经营多个保险产品，各个产品的利差结构不同，所以有损有益。但费差对利差的损益侵蚀是总体上的，而且是损益通吃。当集中办公场所不能最大化的发生经济效益，那么分散办公场所就会成为吞噬现金流的老虎机，再加上资产重复购置所需的超量资金，费差损要么吞噬着有限的利润，要么使保费负债雪上加霜。

　　还是以平安保险为例。在平安集团总计有24.4万名寿险销售人员及5万余名正式雇员，各级各类分支机构及营销服务部门3,000多个。这意味着平安保险每5个外勤代理人就有1个平安的内勤人员为其服务，而分支机构及营销部门3000多个，由此可见平安正式雇员的人工成本和场地成本之高，这对于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从平安保险公司在上海建立的后援中心可以看到，这个历时五年、投入十亿元的后援中心可以容纳1万2千人，已于2006年投入应用，负责平安遍布全国的3,000多家分支机构的包括信息录入、财务、核保、理赔等在内的后援业务。十多亿的投入仅仅只是曾加了一个功能性的集中服务机构，减少的只是分支机构的功能，而不是全国各地分支机构本身，所以不能为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固定资产的成本即便纳入分摊，也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应当看到，平安保险的费用扩张还是在利差损212亿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中国第一大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股份相比，平安的利差损不可能像国寿一样把收益差的不良保单划拨到中国人寿集团，平安的每一分钱债务都要自己偿还。投资这么一个后援中心，最终的结果也许是为了更好的增加收益，但目前而言则是更快的蚕食了当前利润！

　　办公场所里包括人员的经营费用是一大块，还不包括竞赛激励的奖金和各种广告费用。在各保险公司普遍存在利差损的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保险公司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投保人的钱，包括在央视强档的黄金时段投放30秒长度的广告。而这笔钱都是今后二三十年到期时要偿还的。

　　应当附带说明的是，这还不包括广告效应期间，并不能直接带动销售经济效益较强的保险产品，反而会刺激分支机构对内含价值较差的产品进行大量销售，从而将利差损进一步扩大。

　　所以全国性的经营机构如果过于庞大，其后果就是资产重复购置，管理成本激增，尤其是无收益资金占用更是一个无底洞。经营成本不可避免的拉低整个资金的收益率，在1999年前积累的利差损面前，只能加重这种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