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玉瑶

　　在日前举行的2007—2008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说，即将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我国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指导意见，会安排部分中央财政用于农民养老保险，但具体的比例和方式还在讨论中。

　　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的养老模式一直是养儿防老，这种古老的模式几乎从未有过改变。

　　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使得留在农村的除了留守儿童之外，基本上就都是老年人了。据预测，20年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比城镇高出2至6个百分点，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届时，一对农村夫妇将要供养4-6名老人，其赡养负担明显过重。此外，由于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子女必须赡养老人的道德约束力也明显弱化，严重动摇了“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的选择。不少地方仍然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为生计所迫，或下地做农活，或设法做手工。如此情景，令人辛酸不已。

　　现在，国家终于开始关注农民养老保险了，虽然它姗姗来迟，但毕竟让农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个世界上人群最多、最辛苦劳碌的可怜的老农民，终将享受到国家公民应该享受到的国民待遇，我们不禁为之欣慰。

　　其实，许多事情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社会保险本来具备强制性、互助性和国家财政保底的性质。刚从波兰考察回国的赵殿国说，波兰政府用于农民的养老保险的比例占财政收入的5％，而我国中央财政支出只要拿出2％用于农民养老保险，就能建立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的农民养老保险体系——乖乖，2％的财政收入，能做多大的事情！

　　我们不妨再来看以下这样一组数字——据来自《学习时报》的报道，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达6000亿，占20％的财政收入，而公费出国消耗巨额财政费用一年也耗资3000亿以上，光这三项就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

　　假如我们可以遏制“三公”消费于一半，那么，别说农民的养老保险费用，就是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也不在话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