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扫楼舆论风波的水滴筹近日再次对外发声，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公开发表公开信，表示已成立工作组展开相应调查，并且全面暂停了线下服务，欢迎大众监督，并称：“再管不好，我愿把水滴筹交给相关公益组织！”

　　沈鹏的公开信中表示：“有些网友把水滴筹理解成了慈善公益组织，其实水滴筹的核心本质是一个免费的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工具。”

　　公益慈善论坛创始人张以勋认为，公众和媒体把做大病众筹的互联网平台当作慈善机构是种误解，“水滴筹之类的平台并非在做慈善、做公益，他们只是免费提供了工具给有需要的求助者，而且免费工具只是其商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关于为什么人们会一厢情愿地觉得水滴筹是在做公益慈善呢？张以勋认为这和长期以来人们对公益慈善的一些偏见或误解有很大关系。比如把免费、帮助别人和公益慈善划上等号，滥用公益慈善概念，混淆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加上在水滴筹筹款的大多是患了大病但缺钱治疗的所谓“弱势群体”，人们便想当然地以为“零收费”的水滴筹是在做慈善，误以为水滴筹就是慈善组织。

　　张以勋同时还指出，水滴旗下的水滴公益是民政部指定的第二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主要为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提供公开募捐信息发布服务，“一些媒体因为不了解慈善法和上述平台的定位，误将个人求助和公开募捐混为一谈，将个人求助称为公益筹款，甚至认为水滴筹等众筹平台应该从民政部门获得公开募捐资质，这肯定是不对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认为，水滴筹汇集四面八方的善款帮助特定的大病求助人，就个体求助人而言属于一对多的慈善众筹或者说多对一的私益捐赠。但水滴筹覆盖了不特定多数可能患大病的人，其实质上充当了不特定多数求助人与不特定多数救助人之间的连接渠道，是普遍的个人求助行为的传播渠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公益性质。

　　杨东还认为，借助微信等社交媒体，“网络众筹平台更是打破了传统慈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既为大病患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筹款渠道，也为广大爱心网友提供了行善渠道，而且更有利于追溯和监督。同时，规范发展的网络慈善众筹还能减轻其他社会救助基金压力和我国医保支付压力。截至2018年底，仅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三家大病网络众筹平台就帮助了373万多个家庭，筹款总额逾415亿元。”

　　谈及为何个人大病救助互联网平台在中国得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认为，技术原因主要是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手机互联网用户数量惊人，社会原因包括有三个方面：一是医保并不能全额报销医疗费用，二是因为国家对困难人群的救助力度有提升空间，三是慈善事业尚不发达，慈善“助医”资金明显不足。陆璇认为，对于水滴筹、轻松筹、爱心筹这类可以满足社会救助需求的个人大病救助互联网服务平台，应该加强规范与引导。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童潇也肯定了水滴筹的价值，“毕竟作为公司的水滴建起了这样一家大病救助平台，并且是一家有影响力的平台，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如果没有了水滴筹，我们不能绑架说人没救了，但可以说对这些大病患者关上了一扇门，失去了一个救助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

　　沈鹏在公开信中也谈及了外界争议的“商业和公益”的边界问题，“发现水滴筹是一个非常好的网民健康保险意识的教育场景，借助于水滴筹我们能够正确普及进行保险保障的价值和必要性，将适合的产品推荐匹配给不同的消费者，避免将来有更多人因为没有事先的保障患病后不得已需要发起筹款。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水滴保险商城的初衷，这样也可以让水滴这家公司可以更好地健康可持续发展。”

　　所以，也有业界人士认为，水滴筹的母公司水滴公司布局保险业务，无可厚非。毕竟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没有哪家创业公司可以长久地维持类似慈善属性业务的运转。水滴公司也并不畏惧公开自己的商业模式，坦承公司是用商业的钱维系水滴筹的运转。水滴筹作为水滴公司的社会责任板块，水滴公司并不从中盈利，甚至还会进行大量补贴以保证筹到的每一分钱都打给用户使用。

　　按照水滴公司描述，带有工具属性的水滴筹，对没有保险意识或者没有保险能力的病患进行一时“救急”， 同时作为一种“健康场景”，可以唤醒用户的保险保障意识，有助于商业的可持续性，而商业性的水滴保险商城，构建了更健全更长效更普世的保障机制，又可以“反哺”水滴筹更好的救助大病患者。

　　央视评论员刘戈认为，水滴筹这种互联网创新模式，对社会公益和慈善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模式是否在传统的公益和商业模式之间的边界问题，可能需要一种新的探讨，不妨多一些宽容，给予多一些空间。